碳中和下如何構建綠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作者:能源情報   發布日期:2021-07-05 10:17   來源:能源情報   

 全球氣候治理對國際關系有重要影響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地緣政治范疇,逐步成為全球治理的關鍵領域。從目前氣候治理發展的主體、模式和結構來看,無論是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面對的民粹主義或特朗普現象等外部挑戰,還是其發展前景,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全球治理結構中的東升西降,非西方國家群體性的崛起,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主要大國的能源結構調整和綠色技術革命,經濟去碳化和綠色金融進一步席卷全球等因素,都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當前,我國對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目標,其發展內涵的界定主要圍繞三條主線展開:一是以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為主線,在2035年基本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二是以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為主線,強調將綠色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綠色科技創新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三是以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為主線,強調科技創新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形成更加緊密穩定的全球經濟循環體系。


 一、碳中和戰略目標與五中全會戰略方針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重點指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后加快全球經濟發展的努力,以及中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采取的一系列舉措,明確表達了中國承擔更多全球責任的意愿,同時也意味著綠色發展方式和高質量發展模式相互平衡更加需要綠色技術創新與國際科創合作的雙輪驅動。


 黨的十九大報告開創性地提出“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的科學論斷,這是對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作用的歷史性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進一步強調要“推動和引導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彰顯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具體指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則基礎上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具體指出:“到二零三五年,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十四五’時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積極參與和引領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從近年來我國對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方針的調整,特別是基于五中全會精神的學習,可見“十四五”時期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堅持綠色技術創新在美麗中國建設中的核心地位,以促進低碳、零碳和負碳產業快速發展暢通內循環,并同時積極參與和引領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暢通外循環,進一步突出技術生態化創新(內循環要素)與國際科創合作(外循環要素)在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變化與中國的戰略機遇


 在全球治理不斷向縱深發展的進程中,歐盟、中國、美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曾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積極且重要的力量。中國、美國和歐盟都曾具有突出的合作能力及合作意愿,更為重要的是三者都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采取了積極的行動,為應對氣候變化貢獻了巨大的力量。但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日趨激烈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進一步加速了全球能源格局的演進和重塑。從整體格局來看,全球能源供過于求今后會更加明顯。這使得主要能源生產國的競爭加劇,協調更加困難;能源消費大國今后的話語權、定價權會進一步增強。在疫情暴發后,世界各國加緊部署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加速全球低碳轉型的進程,把新能源投資作為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搶占綠色低碳轉型先機。


 (一)歐盟內部矛盾重重,其全球氣候治理領導力下降


 氣候變化行動仍是大部分歐盟國家文化、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務。首先,在用于氣候治理的資金與技術上,歐盟的資金充足且更具有技術優勢;其次,歐盟積極推動氣候治理、應對溫室氣體排放,其氣候治理立場最為堅定。但歐盟面臨一系列挑戰及內部分歧,使得歐盟很難在短期內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領導者。


 隨著英國脫歐和難民問題導致的內部分歧,歐盟對新一輪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進程和結果的影響力在下降。2016年歐盟28國負擔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10%。歐盟2030年的目標是將排放量減少至少比1990年水平低60%。但歐洲各國在實現這些目標上存在不確定性,許多國家未能按計劃實現2020年的減排目標。例如德國將無法實現其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低于1990年40%水平的承諾,預計將距離承諾水平至少差8個百分點。雖然德國在可再生能源發展上取得突出成就,但自福島核泄漏事件后,德國決定減少核電,這也使德國減排任務更困難。此外,在2019年12月召開的第25次締約方大會(COP25)上,190多個國家代表未能就加強《巴黎協定》執行的具體計劃達成共識。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歐盟銳氣大減,領導治理氣候的底氣受到沖擊。


 (二)美國立場出現分裂,其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已經動搖


 2017年6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宣告了美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從“逐步積極”退變為“十分消極”,從“治理主導權”退變為“能源主導權(能源獨立)”,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打破了傳統上基于歐盟、美國和發展中國家來劃分的氣候治理格局,給全球減排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帶來了多重挑戰。這意味著美國已經主動放棄了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權。作為全球最大的發達國家、第二大碳排放國和第三大人均碳排放國,美國在氣候變化政策上的倒退,迫使全球氣候治理聯盟面臨重新洗牌。


 盡管現在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以應對全球變暖,但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已經動搖。拜登政府的一系列能源政策變的可能僅僅是形式,實際效果不會很快產生。


 (三)全球氣候治理新格局中我國的戰略機遇


 全球氣候治理是冷戰以后全球環境與發展、國際政治及經濟或者說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出現的少數最受全球矚目、影響極為深遠的議題之一,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新興主題。從大的歷史階段判斷,全球氣候治理在過去幾年已然進入以中國、美國、歐盟國家為代表的大國博弈階段,全球氣候治理新時代已經初露端倪。以目前的國際形勢來看,中國暫不具備承擔全球氣候變化領導的能力,但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戰略機遇。一是綠色發展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的根本途徑。經濟增長方式要發生轉變,就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調整,即從過去高投入、高能耗、低產出、低質量的黑色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來,以綠色創新驅動模式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二是綠色技術創新國際合作利用外資、人才、技術等要素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應對氣候變化的科技創新國際合作充分優化外資結構,發揮利用外資、技術和人才推動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三是完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和推動低碳產業快速發展,為重塑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提供更多中國方案。全球綠色治理體系,是中國制度性話語權的國際化展現。中國需要將綠色治理融入中國方案中,倡導全球綠色治理體系,構建綠色“一帶一路”,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三、綠色雙循環發展建議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力,以發展綠色雙循環為抓手,實現面向2035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推動綠色科技創新在暢通國內大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


 綠色技術革命與低碳產業變革進入高度活躍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也將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市場和新的就業機會。


 一是加快綠色技術創新,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依靠創新驅動打造發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以綠色高效技術提高能源和資源利用率,降低生產與服務過程的能源與資源消耗。加大對新興綠色產業基礎技術、前沿技術和共性技術的研發支持力度。加快減量化、再利用、產業共生與鏈接等領域的關鍵技術和設備的研發制造。


 二是大力調整能源結構,智能電網技術成為發展重點。為了實現碳中和戰略目標,到2050年,電力生產將翻一番,達到14,800太瓦小時。能源結構主要由核能(28%)、風能(21%)、太陽能(17%)、水電(14%)和生物質(8%)組成。煤炭和天然氣將占電力生產的12%。這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將大幅度增長,其中太陽能增加16倍、風能增加9倍、核電增加6倍、水電增加1倍。同時還要加強負碳技術(例如:直接空氣捕獲、生物能源的碳捕獲與封存、碳礦化等)和去碳技術(例如:碳捕獲與封存)的研發、推廣和應用(Smriti Mallapaty,2020)。由于大規模清潔能源入網,對智能電網的穩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靠性強與低成本的智能電網將會是清潔能源在全球范圍大規模開發、配置、利用的基礎平臺。


 三是加快推進碳市場建設,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技術生態化創新成果轉化服務平臺。碳市場在中國也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對碳試點地區的節能減排、綠色低碳轉型工作有明顯促進作用。建議加快全國碳市場建設步伐,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綠色技術服務平臺,對配套成果轉化服務機制進行完善,適時啟動全國綠色技術服務博覽會,發揮碳市場服務國家經濟低碳轉型、優化能源結構及資源配置、培育低碳投資者的良好作用。


 (二)推動科創國際合作在暢通國際大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


 隨著政治多極化和中美戰略競爭的不斷升級,國際科技合作愈發成為促進國家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實現國家外交戰略和目標,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手段,科技外交日益成為國家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外循環發展大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擴大國家各級、各類應對氣候變化科技計劃的對外開放。為落實國家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相關部門對各類應對氣候變化科技計劃在具體的資助內容和對象方面進行積極調整。例如,設立國際科技合作計劃專項、對外適度開放國家科技計劃、允許外國或地區的研究人員參與中國科技計劃申請、投入國際科技合作專項經費、建立國際科技合作基地等。此外,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經費中設有國際合作支出預算,用于廣泛支持國內研究人員與國外同行開展合作交流。


 二是加強相關人才交流與合作。中國政府及相關機構積極利用國內、國外兩類人才資源,注重人才的“引進來”與“走出去”工作,促進人才資源的良性循環。借鑒美國“科技特使”經驗,鼓勵并派遣我國科學家在國外短期工作,與當地科技界加強聯系,發現合作機遇。中國通過人員互訪、專題研討會、代培研究生、學術進修、合作研究、技術轉移、設備維護與運行等方式,積極而廣泛地參與國際大科學工程與計劃,并進一步啟動、組織實施由我方主導的該類工程與計劃,積極發揮我國在國際重大科技課題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開展多項舉措吸引大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低碳產業、帶動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來華創新創業,同時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緩解人才外流問題。


 三是盡快啟動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碳中和戰略聯盟”,發起關于氣候合作的討論,牽頭達成全球性協議。確保在自由貿易協定中強化中國氣候戰略的目標,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在貿易政策中的地位,在雙邊、多邊及地區的政策對話、討論會和氣候相關協議等外交場合,推廣中國氣候變化戰略,逐步開展外延活動,包括通過外交手段和中國氣候代表團等,與歐美一同加強氣候戰略方面的協議制定和共同努力,逐步形成中國引領的應對氣候變化戰略聯盟。盡快啟動建立“碳中和戰略聯盟”,基于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諾制定深度去碳化計劃,實現碳中和的國際合作必須盡快啟動,共同制定碳中和路線圖工具箱,促進國際綠色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國際綠色融資環境的健康發展,降低相關產品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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